渤海大学图书馆,一位青年教师(前)在查阅书籍 刘洪超摄 学历高、视野开阔且思想活跃,是大学教师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生力军,渴望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中实现个人价值,被寄予承载高校乃至国家、民族未来的厚望,但伴随这些“高、大、上”的标签,“压力山大”、困惑不解也随之而来,“青椒”成了网络戏称占据高校大半壁江山的青年教师的代名词。 科研经费难觅、职称晋升通道拥堵、教学评估难测、生活压力大……这些成长中的“囧像”让象牙塔内的青年教师屡见各类媒体。这些困顿是让“青椒”们脚步趔趄、心生乏意,还是让他们坐着“冷板凳”不忘初心,依然憧憬“诗和远方”? 为此,记者走进辽宁部分高校,走进青年教师群体,还原“青椒”们的真实工作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探寻如何强化他们的职业自信,以及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文教薪火世代相传。
青年教师压力几何 ⒈教学: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付出与回报难成比例 6︰00起床跑步,6︰30开始吃早餐、查资料、写论文; 7︰30赶到学院,8︰00—11︰00上2节课,大课间20分钟去找系主任及院长签字报销发票; 中午吃完饭后在办公室撰写由副院长牵头的课题报告; 下午到另一个班上3节课。课间要赶在财务处下班前去报销发票; 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备课,回复学生的邮件;电话24小时开机,处理学生的各种突发事件; 21︰00—23︰00继续写学术论文,准备下周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所需各种材料…… 这是辽宁某高校32岁教师吴鲲鹏一天满满的工作安排。 “不能说天天如此吧,至少每周有个三四天。”小吴老师有些无奈。 “学院一些有名的教授,今天给这个企业上上课,明天给那个公司搞个培训,一年下来就够我们挣几年的,很多教学工作都压在我们新人身上。”辽宁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贾茹也有同感。这学期,他上3门课程,同时还兼一个班的辅导员,周一到周五,他的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2013年,29岁的齐平从上海一所高校博士毕业,来到辽宁某大学。从农村孩子到博士毕业,再到大学任教,小齐老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本科到博士我的专业都是统计学,刚工作那会儿,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自己的所学终于可以好好传授给学生了。”那时候,他带3个班的课,还兼学院辅导员。为了把枯燥的统计课讲得生动有趣,他使出浑身解数,泡图书馆、做课件、下视频,并把课堂内容与有趣的故事、社会热点相结合。年终学生打分,他位居前列。 然而在申报副高职称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表格里面对发表论文数量、是否核心期刊以及申报课题级别如何考评加分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对教学情况却没怎么提及。” 春节聚会的时候,一位已在数学系当了5年讲师的老乡的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只要你上课别出啥事故,年终考试给学生出点简单的试卷,别让他们挂科,课上得好不好并无多大影响。平时咱们这些老师是泡图书馆、做实验,可人家都是在搞自己的课题。” “教学工作虽然不难完成,但是耗费精力和时间,为了上好一节课,可能得花费3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来备课。现在给学生上课就是个良心活,大家心里都清楚,最和自己切身利益和前途挂钩的就是职称。现在上一堂课也就20多块钱,很多人就把教学当作副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上,这也是一些青年教师私底下所说的生存法则。”辽宁某高校31岁的高老师坦言。
⒉生活:三期叠加压力大,渴望能再“体面些”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爸妈撒谎说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了。”32岁的小何老师老家在河南,目前在沈阳一家高校中文系教书,已步入大龄的她,目前仍然单身。 “回去过年就怕亲戚邻居问这问那,更怕父母催婚。我读完博士就已经30岁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都得耽误个一两年,现在女博士学历高,交际面也窄,所以也就成了大龄‘剩女’。” 大连某高校青年教师曲成新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该校工作。妻子目前还在北京读博,孩子刚刚3岁,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我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拿出了全部积蓄、四处借钱帮我凑齐了购房首付款,现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贷,每月的花费近8000元。”小曲在学校外边找了个兼职,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的青年教师,哪一个不是读了20余年的书才到高校的?可是一旦到了高校,除了工作压力外,结婚生子、购房买车等,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连某高校的教师萧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 记者约曲成新访谈时,正赶上他在整理各种发票,餐饮、住宿、打车、购物等,各式发票忙了一下午。“目前我最苦恼的是报销科研经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文科方面的科研经费一般都是1万元到20万元之间,很多文科项目需要的物质设备少,却极消耗脑力,现在项目结项管理越来越严,每做完一个项目都要脱一层皮,一想到报账的繁琐严苛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那个博士班的同学找工作,首先不是看学校的名气,而是看哪个学校给的安家费高,哪个学校能够提供住房。”刚刚在辽宁某地级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诉记者,来到这里,学校兑现了承诺: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你也可以说我势利,但是我都34岁了,还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他同期毕业的10位博士,7位都去了三线城市。 “刚择业时,看到身边一些同学留在了北京,心里也默默发誓,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留在这里。”可择业过程中的一次次碰壁,让今年34岁的山东人张军逐渐清醒下来,“想留北京,重点院校基本没戏,人家不是要‘海归’,就是要求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学术带头人,去一般院校顶多做个辅导员,心里有些不甘。现在我在沈阳一个月工资基本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爱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工作,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张军如今在沈阳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学院工作。 今年寒假小张老师带着家人去了趟上海,“这期间我拜访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学,他们夫妻也都是农村的,留在上海工作后倾尽两家的积蓄买了一套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子。那个楼是1980年建的,略显破旧,结构也不合理,父母来时就在客厅放一张折叠床。他们两人每天都在学校,很晚才能回家,35岁了还没要孩子。” 吴鲲鹏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临的困境。他来自河南农村,上博士之前已经结婚,爱人在老家。“现在读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届,183个博士,有103个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选择了杭州的一所学校。然而刚在学校工作两个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压力,“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元,爱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的一个同学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农村,还要补贴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超负荷工作,教了很多课,也申报了很多课题,3年后积劳成疾,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小吴老师决定离开杭州,来到了辽宁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两年后,他用学校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将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房。 “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能安心读书了。”毕业不到5年他就评上副教授,还获批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仅在核心期刊就发表了20余篇文章。 谈到这5年“逃离”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经历,小吴老师感觉还比较满意。“对于那些仍然在一、二线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门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师,我深切理解他们的艰辛和诉求。现在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获取各种学术资讯。也许他们可以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先到一个压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顿好,把身心调整好,等经济和学术上都有积累之后再尝试回到一、二线城市重点大学。在二本院校,学术平台的影响力、工作单位的知名度确实影响项目的申请和成果的发表,这是到三、四线城市二本院校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要足够努力,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