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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时，穿过热闹的门诊大厅，上电梯五楼，沿着东面的走廊一直走到尽头，进入一个藏在安静小角落里的办公室，徐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徐前在等待，等待一个电话的响起，但他从来无法预测时间。今年25岁的他，职业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虽然是名“90后”，但徐前在这个行当里已非新手，到目前为止，他已成功协调了22例捐献案例。 现在，全国有1500多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要与处在悲痛低谷的潜在捐献者家属同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新兴职业，也被认为是最孤独的职业之一。 短发、灰色衬衣、白大褂，温和的笑容，徐前看起来和普通医生并没有什么不同。
半年不到只剩3人 一年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在全院招兵买马，徐前觉得“好奇”，想试一试。与他同去还有医院其他科室的几位同事。没过多久，办公室就走得剩下了三个人。徐前并不打算走。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安徽农村的父母，“他们不懂，但我会跟他们充分地解释。” “其实劝捐的成功率不及三分之一。”徐前早已把失败当成家常便饭。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徐前“出师后”的第一单就败得很惨烈。2015年年初，他接到韶关粤北医院打来的电话：一位中年男子发生车祸，他的妻子和女儿有器官捐献的意愿。根据主治医生的叙述，病人捐献条件不错。 说走就走，虽然已到了下班时间，徐前来不及吃饭就跳上车，随身只带了个面包充饥。 路上的那几个小时对徐前来说很煎熬，“我来回琢磨，怎样说亲属才容易接受？会不会被他们一句话就问懵了？会不会被认为年轻没经验？”徐前几次掏出手机想打电话，但他“找不到人讲话”，只能就跟司机聊起来。 当天夜晚九点多，徐前到达粤北医院，一刻都没耽误，他转身就去见了家属。 在会客室，只剩下他和车祸受害者的妻子、女儿三人。他记得当时说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感谢你们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劝捐失败如家常便饭 “我看见他女儿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徐前觉得应该给她们一点时间，“如果家属比较痛苦，情绪比较激动，我会静下来，停一停。”徐前记得，当时病人脑损伤已经达到不可逆的状态，属“脑死亡”，完全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心跳。 “但家属觉得只要病人有心跳就还活着，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病人已经过世的事实”。当徐前提出捐献，家属认为是在正式宣告死亡。 “我不得不告诉她们，但凡病人有好转的迹象，我都不可能出现在她们面前，跟她们讲解捐赠的事。”说话时，他有意压低了音量，“她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亲人病情的严重性。” 徐前拿出宣传资料，讲述捐赠流程。流程很复杂，第一次讲述，他用了一个多小时，心里一直担心，“不要说漏什么。” 病人的妻子表示，要回去告知父母，她给病人在外的哥哥和弟弟打了电话。通完电话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兄弟二人极力反对。 徐前很想争取一下，希望能亲自和兄弟二人通电话，但病人的妻子没同意。 “在农村，家里男人死了，只剩下两个女人，她们将来还要生活下去，必须考虑男方家庭的意见，所以不敢做决定。”眼见没什么希望了，徐前只好悻悻返回广州。
无论好坏学会等待 第一次失败的经历对徐前的打击有些大。他向领导提出要跟前辈再学习一段时间。事后，他多次回忆当天的细节，觉得自己在处理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问题，“实际上，最终能不能捐赠成功，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比如说，有的家属捐赠意愿很强烈，但经过专业检测，身体不符合捐赠条件；有的愿意捐赠，身体也符合条件，但在处理捐赠的过程中，病情急转而下，来不及实施手术；还有的捐赠者一直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家属考虑时间过长，错过了捐赠手术时机。很多时候，是家属们的意见不统一，最后反对的一方占强势……”徐前说，捐赠的窗口期其实很短暂。 在国际上有三种认定死亡的标准，一是心脏死亡，二是脑死亡，三是心脑都死亡。一般情况下，做捐赠手术最好的时间，是脑死亡后，靠呼吸机和药物能暂时维持心跳和机体功能运转。 “但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只有心脏停止跳动才算死。”徐前说，如果心脏停止跳动，短时间内不进行手术，就会错过最佳时间，所以每次接到电话，他必须马上出发，争分夺秒。 “从考虑到决定捐献，最快的几个小时就能决定，有的却要两三天。”徐前要争取尽量缩短时间，但又让家属有充足的考虑。 “即便是十万火急，也不会焦虑催促。”徐前显露出超越年龄的淡定，“要充分表达，然后学会等待。” 一条底线 不影响捐赠者家庭和谐等待的过程总是很漫长。而且，更多时候等到的都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为此，徐前患上了 “手机恐惧症”，既期待来电，又害怕来电。 2015年年底，徐前接手了一起案例，同样发生在粤北人民医院。一名20岁的男子，骑摩托车摔伤，经过医院抢救无效。这个年轻人是家中独子，没有成家，没有孩子。他的父亲和大伯希望孩子的生命得到延续，愿意捐献他的器官。 得到这一消息后，徐前火速赶到医院，与他的父亲和大伯见面。捐赠的事基本谈定，孩子的父亲打算回家收拾一下行李，徐前则返回广州联系手术事项。 第二天一大早，徐前带着救护车就出发了，快到粤北医院时，他接到了孩子父亲打来的电话。这位父亲一晚上没睡觉，因为孩子的母亲以死相要挟，不同意捐献。父亲说，他希望医院能再给多几日时间，来说服孩子的母亲。 “如果捐献影响家庭和谐，我就不劝了。”徐前有些懊丧，不过马上冷静下来，“捐献以自愿为原则，是对生命的尊重。” 当然，一气呵成的案例也有：“这样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特点：有一个明事理，又能主导大局的家庭成员。”徐前遇到捐助最迅速的一例，从讲解到决定，只用了三个小时。
一个习惯 为捐赠者穿衣默哀一年来，徐前多了个习惯。 从第一单劝捐开始，徐前坚持为每一位逝去的捐献者穿衣，“接触了这些家庭，感到非常敬佩，希望他们走之后，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给捐献者穿衣服时，还需要手术医生的协助，一起将衣服穿好，“在临床，我们给过世的人穿衣服，其实很常见”。 手术结束后，大家会在手术室为捐献者恢复仪容，并举行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表示对捐献者的崇高敬意。 “没有好脾气根本做不了这事。”徐前有好多次“里外不是人”的经历，本来和妻子约好一起过纪念日，刚坐下来点好菜，一个电话来了，必须马上走。 类似状况出多了，家庭矛盾自然不少，徐前觉得这还不算坏，“最坏的是家人没陪成，劝捐也没谈成。”徐前说，他暂时还没抑郁到需要找心理医生，大概是因为比较擅长忘记。 徐前也会遭遇不明情况家属的辱骂，至于具体详情，他说，“已经忘记，不想再提。”
侧记 需求：30万人捐献：2766人 中国每年约30万人需器官移植，而去年仅2766人捐献，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非常严重的短缺局面”，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甚至曾用“一场坚决的斗争”来形容问题的严重程度。记者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全国已成功捐献6664例，而广东省已完成捐献1083例，占比五分之一，居于全国首位。 广东省每年的捐献案例也居于全国首位。近年来，广东省捐献数量增长迅速：2010年15例，2011年34例，2012年113例，2013年163例，2014年大幅提高到246例，2015年增加到398例。 根据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在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共有1512人，广东省仅有51人。2014年以前，协调员主要来自于红十字会，2014年之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出现一批专业协调员。徐前就是来自于OPO的一名专业协调员。 在结束采访时，记者问徐前还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多久？徐前坦诚，最开始的日子里，觉得特别孤独，看着一些同事的离开，看着同龄人创业成功，也有焦虑的时候，不过，后来认识了很多同行，有了交流的圈子，才慢慢想明白，“劝捐虽然与临床不同，但这也是一份救死扶伤的工作”。 至于还能坚持多久？他说，现在有很多困难，但相信自己能坚持下去，希望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参与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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