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有效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优化了校外教育环境。但与此同时，有调查显示教师的负担明显增加。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指出，不少一线教师在岗时间达10-11个小时以上，较“双减”政策前明显延长。这一问题如何破解引发深思。
2022全国两会来了，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为教师减负”的意见建议，表达了教师群体的心声和诉求。来听听他们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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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双减”背景下的教师负担是民进中央关注的焦点。民进中央在提案中指出，“双减”政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教师负担加重的问题。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一是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加强优质师资供给。围绕师资短缺问题，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校师资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
二是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扩大课后服务供给。系统筹划、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托管服务;引进校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参与学校课后服务。
三是合理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做好心理疏导和减压工作。探索实施弹性上下班和补充休息制度。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优化教学评比考核和督查检查安排。
四是综合运用经济和管理措施，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学校根据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时间和表现，向其发放补偿性和激励性的加班补助。对课后服务工作表现突出的教师，可以探索优先晋升职称和评优评先。
五是综合施策，精准支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及时准确了解教师在“双减”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并提供有效的培训支持。
建议“双减”背景下适当增加教师编制
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调研时发现，由于增加了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的任务，“双减”后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使得教师开展教科研等活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教师专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均面临较大压力。
朱永新建议，一是适当增加教师编制，加强教师培训。建议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提高中小学师生比，适当增加教师编制总量。同时，针对“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对在职教师开展针对性的培训。
二是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充分考虑课后服务的管理、人员成本，在确定家庭的合理分担比例的基础上，核算不同类型课后服务的成本，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确保课后服务的经费充足，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得到有效激励。
三是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为了更好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并充分利用好社会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建议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
在管理上，要帮教师做好“减”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认为，教育部门应协调运用政策工具，均衡分配政策主体，优化评价方式。他建议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
谈及具体的减轻教师负担举措，周洪宇建议，首先，学校可以依据校情，试行新的考勤制度。一方面，要统筹安排教师课表，可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试行“弹性上下班制”。
另一方面，学校可探索建立“延时服务积分制度”，对参与延时服务的教师积分，以月或双月为单位，实行等同时间“调休”。当然，“调休”“弹性上下班制”绝不可“一刀切”，要依据校情而定。
其次，借助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方案。比如，可以积极探索与周边专业场馆等合作。再比如，尝试引入校外教育机构力量。还可以邀请一些退休教师、家长及有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等志愿者参与进来。
最后，在管理上，要帮教师做好“减”法，让教师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
切实让教师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明显减少，与此同时，各中小学校教师则面临工作时间更长、工作强度高、非教学任务多等难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为此建议，进一步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拓展课后服务渠道、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许玲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梳理清查各项督查、检查、评比等项目，精简会议、文件，取消重复上报数据和多头填写表格，避免摊派过多教学以外的工作任务，“切实让教师能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本位，高质量地落实教书育人工作”。
“要尽快落实‘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教师’。”许玲同时建议，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分阶段、分步骤解决教师编制问题，缓解师资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缩小编制内和编制外教师的工资待遇差距。分层、分类、分岗开展教研培训，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建议探索教师弹性上下班制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建议，合理安排教师工作时间，减掉其不应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事项。
探索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建议将教师从超负荷工作量中解放出来。
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绩效工资分配需向参与课后服务的老师倾斜，并在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聘用考核、评优评先等方面将课后服务纳入参考指标，调动教师积极性。
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表示，建议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增加的问题。
第一，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为教师超额的劳动提供经济补偿。
第二，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额外负担。戴立益表示，课后服务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
第三，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他认为，作业设计和指导能力应该成为教师评价的重要内容，以此引导教师专业成长。
建议设立教师“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
全国人大代表马恒燕建议，对教师额外付出的劳动给予相应的报酬，并根据教师工作成果加大激励力度。
马恒燕表示，在课后服务中，学校和教师面临着人员不稳定、人数变动多、费用统计繁琐等现实问题。
为此，马恒燕建议，财政部门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在绩效工资中设立“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根据学生人数给学校拨款，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教育部门也应协同人事部门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
周洪宇在采访中强调，“给教师减负，是为教师自身质量的大提升做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
相信，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教师负担得到切实减轻后，教师能够安安心心教书育人，并能在不断地探索、创新中感受到自身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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